第四百四十八章 教育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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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很多人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天才,甚至认为新中国还不如民国时期大师出得多,这个说法未免偏颇,毕竟民国时期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太低,因此稍微有点本事的人就能够冒出头来成为所谓的“大师”,加之当时又没有互联网,那些“大师”到底是真材实料还纯粹是炒作起来的,基本上很难甄别,因此显得大师奇多,殊不知如果真有那么多大师,民国时期中国怎么会被列强欺负成那个样子?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至少钱老他们这些科技专家也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吧?他们难道也不是真材实料?”,但问题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到外国留学深造之后才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与其说是民国教育的成功,还不如感谢国外高等教育的帮助。而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在新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到国外留学获得成功的优秀科学家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民国时期可比,尤其是在应用科技方面,比如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上的十大材料专家当中就有一半是中国人(不算在国外出生长大的),论学术地位哪个都不比钱老这种级别的低多少,只是这些人才最后都留在了国外,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府』不愿宣传。因而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罢了(ps:人才严重外流除了国内科学家待遇与科研条件不行之外,国内科研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难辞其咎。但这与教育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自己就是顶尖科技专家的胡卫东很清楚,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本身的天赋与教育打下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相应的工作实践更是关键。历史上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的科学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比留在大陆的逊『色』,但后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能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行相提并论,这与其说是因为留在大陆的科技专家充满爱国热情而拼命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陆『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样的重大课题最能促进水平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后世中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时候,留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上大学时大都只是二流的成绩,但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钻研和工作,中国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西方科技的巨大差距也不断缩小。而那些出国的顶端人才当中固然有不少人取得了成功,但此后籍籍无名的则更比比皆是,因为外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像咱们自己的『政府』一样信任他们,最尖端的课题、尤其是与国防有关的战略『性』课题几乎不可能交给他们,这一点甚至连解放前都不如(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对西方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吴健雄、钱老等人才可能参与曼哈顿、喷气式飞机等关键的科技课题。),那些因为没有好的研究课题而没落了的昔日骄子若是回到国内,看到那些原本不及自己的同窗如今已经望尘莫及,心中不知会否后悔[]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448
不过胡卫东也知道,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差。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民国大学、乃至很多中学鼓励的思想自由也确实有利于那些天才的成长。因此胡卫东一直没有对包括他一手创建的中原大学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各大院校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此他在向中央汇报时这么说“当年这些大学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心向我党的,何况是现在呢?”,而且胡卫东还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多少有些叛逆,你越是严令他们不得如何如何,他们往往却偏要如何如何,因此不如放松直接的思想管制,而主要通过赤『色』党一直以来都很擅长的宣传手段进行引导。
此时太祖正因为心理学家黄翼给自己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症而心情舒畅,对心理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何况他自己当年就很叛逆,因此完全能够认同胡卫东的说法,当即就同意了胡卫东的提议。如此一来,宽松的学术氛围化解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敌意,而那些敌对立场坚定的反动分子则纷纷暴『露』了出来(不过只要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胡卫东一般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在大学任教的,只是各方面受到孤立却是难免的,个别人想不开『自杀』也是有的。),同时赤『色』党的宣传机构也在大学这个很好的战场上得到了反复的锻炼,而不致像历史上那样变成后来人称“战五渣”的废物
胡卫东当年曾在日本留学,同时又是一个资深的苏粉,当初访苏期间更是跟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因此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当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日本教育与苏联教育的影子,其中后者尤为明显。
对于日本学校中长幼有序的现象,当年出国留学时年纪还小的胡卫东十分反感,但日本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却很受其推崇,而且日本的学校社团门槛不高,哪怕是家里没钱的穷人子弟也能参与,这无疑远比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比起漫画、音乐等艺术类的兴趣社团,胡卫东对能够帮助学生强身健体的体育类社团更加重视,尤其是当中的三大球等团队项目,而作为一个喜欢看球、也喜欢踢球的足球『迷』,胡卫东很自然地将其作为了推广的重点。当然这也不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场比赛有整整22人参加,一队就有11人,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主流运动,同时身体对抗十分激烈,一旦能够推广开来,十分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相对较差的团队意识和身体对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化传统影响太根深蒂固了)。至于足球场,的确是个问题,但现在的中国孩子可没有后世的独生子女那样娇贵,哪怕是不长草的土场,他们一样可以踢得很开心(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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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很多人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天才,甚至认为新中国还不如民国时期大师出得多,这个说法未免偏颇,毕竟民国时期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太低,因此稍微有点本事的人就能够冒出头来成为所谓的“大师”,加之当时又没有互联网,那些“大师”到底是真材实料还纯粹是炒作起来的,基本上很难甄别,因此显得大师奇多,殊不知如果真有那么多大师,民国时期中国怎么会被列强欺负成那个样子?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至少钱老他们这些科技专家也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吧?他们难道也不是真材实料?”,但问题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到外国留学深造之后才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与其说是民国教育的成功,还不如感谢国外高等教育的帮助。而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在新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到国外留学获得成功的优秀科学家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民国时期可比,尤其是在应用科技方面,比如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上的十大材料专家当中就有一半是中国人(不算在国外出生长大的),论学术地位哪个都不比钱老这种级别的低多少,只是这些人才最后都留在了国外,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府』不愿宣传。因而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罢了(ps:人才严重外流除了国内科学家待遇与科研条件不行之外,国内科研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难辞其咎。但这与教育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自己就是顶尖科技专家的胡卫东很清楚,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本身的天赋与教育打下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相应的工作实践更是关键。历史上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的科学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比留在大陆的逊『色』,但后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能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行相提并论,这与其说是因为留在大陆的科技专家充满爱国热情而拼命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陆『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样的重大课题最能促进水平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后世中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时候,留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上大学时大都只是二流的成绩,但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钻研和工作,中国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西方科技的巨大差距也不断缩小。而那些出国的顶端人才当中固然有不少人取得了成功,但此后籍籍无名的则更比比皆是,因为外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像咱们自己的『政府』一样信任他们,最尖端的课题、尤其是与国防有关的战略『性』课题几乎不可能交给他们,这一点甚至连解放前都不如(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对西方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吴健雄、钱老等人才可能参与曼哈顿、喷气式飞机等关键的科技课题。),那些因为没有好的研究课题而没落了的昔日骄子若是回到国内,看到那些原本不及自己的同窗如今已经望尘莫及,心中不知会否后悔[]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448
不过胡卫东也知道,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差。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民国大学、乃至很多中学鼓励的思想自由也确实有利于那些天才的成长。因此胡卫东一直没有对包括他一手创建的中原大学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各大院校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此他在向中央汇报时这么说“当年这些大学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心向我党的,何况是现在呢?”,而且胡卫东还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多少有些叛逆,你越是严令他们不得如何如何,他们往往却偏要如何如何,因此不如放松直接的思想管制,而主要通过赤『色』党一直以来都很擅长的宣传手段进行引导。
此时太祖正因为心理学家黄翼给自己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症而心情舒畅,对心理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何况他自己当年就很叛逆,因此完全能够认同胡卫东的说法,当即就同意了胡卫东的提议。如此一来,宽松的学术氛围化解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敌意,而那些敌对立场坚定的反动分子则纷纷暴『露』了出来(不过只要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胡卫东一般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在大学任教的,只是各方面受到孤立却是难免的,个别人想不开『自杀』也是有的。),同时赤『色』党的宣传机构也在大学这个很好的战场上得到了反复的锻炼,而不致像历史上那样变成后来人称“战五渣”的废物
胡卫东当年曾在日本留学,同时又是一个资深的苏粉,当初访苏期间更是跟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因此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当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日本教育与苏联教育的影子,其中后者尤为明显。
对于日本学校中长幼有序的现象,当年出国留学时年纪还小的胡卫东十分反感,但日本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却很受其推崇,而且日本的学校社团门槛不高,哪怕是家里没钱的穷人子弟也能参与,这无疑远比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比起漫画、音乐等艺术类的兴趣社团,胡卫东对能够帮助学生强身健体的体育类社团更加重视,尤其是当中的三大球等团队项目,而作为一个喜欢看球、也喜欢踢球的足球『迷』,胡卫东很自然地将其作为了推广的重点。当然这也不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场比赛有整整22人参加,一队就有11人,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主流运动,同时身体对抗十分激烈,一旦能够推广开来,十分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相对较差的团队意识和身体对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化传统影响太根深蒂固了)。至于足球场,的确是个问题,但现在的中国孩子可没有后世的独生子女那样娇贵,哪怕是不长草的土场,他们一样可以踢得很开心(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