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洛阳之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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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两鬓萧疏,由儿子范佑质扶着,立于瑟瑟寒风中等候。
现在官府还没启印,而且杨逸这一路行来十分低调,很少有地方官员出城迎接的,这乍一听说范纯仁亲自迎出城来,心中不禁十分感慨,连忙跳下车,趋步进亭拜见。
“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评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
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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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评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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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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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